“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展开全部)

本书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之死”题名：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合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情，“女界革命”倡导者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廷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的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展开全部)

本书从晚清新兴的报章文字中选取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视角，透过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具体探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者试图通过进入报刊，实现阅读视角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并由此返回现场，这种努力在本书中具体落实为通过对十个个案的剖析，对史料进行精细处理，以期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并由此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上篇“女性社会”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中篇“女性典范”以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为目标，意在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下篇“女性之死”是对三位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各异的死亡方式、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歧出的意义指向的解说。作者认为，由此构成的晚清社会的图景，实际上蕴含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萌发的种种迹象。 本书作者以宏阔的视野精细地操作向不被学界看...(展开全部)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群体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

本书从晚清民国“众声喧哗”的时代里，选取秋瑾（革命家）、唐群英（女权运动领袖）、张竹君（医师）、胡彬夏（报人）、马振华（教师）、冯铿（作家）、王人美（影星）、关露（间谍）八位知识女性，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与不同职业的知识女性个体化际遇及牵连的社会镜像连缀成一条谱系进行系统化研究，探究她们在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进路中遭遇的顿挫与困厄。借助知识女性与革命的交汇、与主体性身份的重建、与现代性的纠葛等切口，理解新潮与守旧、性别与媒介、性别与消费、性别与战争、女权主义与革命道路、女性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揭示不同时空下妇女解放与政治重建、思想转型、社会变革的内在联动，建构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文化谱系，将之作为窥探变动时代履记的一个维度，由此开拓创新近代中国妇女史的学术样貌。

☆《学衡》创刊将满100周年之际付梓。走进“学衡”学人，回望一世纪中国大学教育 。 ☆鲁迅曾说：“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鲁迅（不）佩服的“学衡派”诸公，真如他所言愚顽不化么？ ——《学衡》杂志，真如胡适所说，只是一本“学骂”么？ 本书以严谨细致的研究，展示梅光迪、吴宓等“学衡 派 ”诸公的另一面。 与“激进”的五四新文化派相对，“保守”的“学衡派”不“ 保守”， 在 “西学”与“国故”间，他们也在探索一条新路，成风化人，复兴民族。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东北大学…… 在这些学校及其前身，都可以看到“学衡派“的足迹和踪影。斯文不坠，弦歌不辍。 【内容简介】 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 ...(展开全部)

文化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文化编·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脱稿于民国十五年冬，其时虽曾于报纸杂志中不时见“党化教育”之名，但其内容如何，因编者住居地（南京）尚未入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受邮件检查之限制，极不易搜集具体材料以证实之。“党化教育”系由孙中山“以党建国”而来，为中国新教育史上之特殊事实，其影响于教育之各方面者甚大。虽此四字之含义尚未有法制上之严格规定，但从已有之法规政纲及行政人员之言论上，亦可窥见其趋向之一般。兹于整理清样之便，特将十六年八月以前之关于党化教育重要材料补录于第四册之末，额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略示党化教育之源渊与趋向。其详当俟《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续编也。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几个重要个案研究，尝试处理当中一些长久以来没有受到注意的课题，例如通事、外交语言、使团国书翻译问题等，目的是展示翻译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各个案研究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中西原始资料及前人研究，通过充足的讨论来表述独特的个人观点。